2016年 10月 09日 星期日

传承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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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理与讲礼


  中国有句老话,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不过,此话若放到清华大学教授彭林那里,大抵就要改作:“有礼走遍天下,无礼寸步难行”了。

  “理”与“礼”,不过一字之差,意思可是大为不同噢!

  彭教授讲礼仪,这很有意思,更有意思的是,他把讲礼仪的事看作是为了“天下兴亡”,而尽一个“匹夫”之责。

  不就是讲个礼仪吗?哪里就“天下兴亡”了?玩什么玄虚呢?

  大家一定会这么想吧?是的,我也这么想。但听了他一次讲座,我就绝不敢这么想了。

  不妨先来听听彭教授经常与人讲起的陈寅恪的一个故事——

  有学生到陈寅恪家做客,刚好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也在。陈三立表示要见一见这些学生,这时就出现了一个如何安排座位的问题。陈寅恪的处理是这样的,父亲坐中间,学生坐两边,自己则站在父亲旁边。

  这样的处理有何意义呢?彭教授说:“这叫侍立。如果他跟父亲平起平坐,那是当兄弟了。在这种场合里,学生是客人,尊重客人是待客之道,所以学生都坐着。自己不管学问多大、地位多高,在父亲面前永远是儿子(所以站着)。”

  老实说,我很喜欢陈寅恪这个故事。

  之所以喜欢,可能与我经历过的两件事情有关。同样老实说,若不是陈寅恪这故事,我对于自己所经历的那两件事情,恐怕早就忘却了。即便不曾忘却,也不会有机会写这个事情。我这样说,不是我不讲礼仪,也不是我不尊重礼仪,而是我早已习惯于我生活的社会业已形成的氛围——什么样的氛围呢?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早已没有人再讲究礼仪了,更无人视礼仪与文明、与修养、与道德相关联了。

  这是一个习惯于相互无礼的社会。一个讲礼仪的人,一个讲尊严的人,一个讲道德的人,他是不好活下去的。我曾经说过,活在中国,尤其是活在当下中国,活命容易,活人难。

  所谓活命容易,实质就是吃饭。解决吃饭问题,实在不是难事。但活人却不只是吃饭的问题。活人,既要吃饭,也要礼仪,还要尊严、道德,甚至还有吃饱了撑出来的形而上的诸多问题。问题固然很多,可在我个人的感受里,我以为,所谓活人难,难就难在我们既不尊重他人,他人也不尊重我们。而在一个无礼仪、无尊重,无诚信的社会里活人,除非你是一个死人,一具僵尸,抑或行尸走肉,否则,你如何活得下去?但总有能够活得下去的人,也总有不得不活下去的人。不得不活下去的,是像我这样的人。总有能够活得下去的,是有钱有权,或者有名的人。

  总有能够活得下去的人,正是被我忘却的人,于今因为彭教授,因为他讲述的陈寅恪的故事,而再次让我想起。

  十五年前,我去一领导家找他签文件。他坐在沙发上抽烟,他父亲在看电视。我推门进入,他说,这是我父亲。我说,老人家好!他说,你坐吧!屋子里除了沙发,再无其它可坐之处。他接过文件翻看着,忽然发现我还站着,便板起脸,“叫你坐你站着干吗?”我说,老人家在这里呢!他像听不懂我话似的,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你什么意思?”他俨然有了怒气。我正欲开口,他好像顿悟到什么似地,说,是不是你有什么事要说?我刚张开嘴巴,他就对他父亲说,你回卧房休息去吧,我这里有事呢!

  老人家颤颤微微地站立起来,拽过拐杖,向我这边走来,我急忙将他扶住,想把他送出房间,领导说话了:“他还没老到那程度,你有事说事吧!”

  我说,我没事。他说,你没事干吗不坐下?我说,你让我坐你边上还凑合,你手指的地方,恰是老人家旁边啊!他说,他旁边怎么啦?我说,他是你的老人家啊!我与你都不能平起平坐,我岂敢与他平起平坐?

  他不仅没恼,反而乐了。自此,我在他心中,成了一个从头呆到脚后跟的书呆子。

  我这个书呆子的故事一直被他作为笑柄传扬着。每当他对人们讲说起我这个故事的时候,听者无不捂着肚子大笑不止!

  自此,我再也没有去过领导的家。不是不想去,而是不敢去。

  但后来,我还是去了一次我老师的家。

  想象中,老师的家一定很有书香气。可进了老师家后,我左瞅右瞅愣是没瞅见书房。我一进门,倒是瞅见了一个老人。老师说,我父亲。我赶忙跟老人打招呼,老师却不耐烦地说,别理他!

  我不知道为什么老师要说“别理他”。我看着老人,老人却不敢看我。他低着头,像犯错的孩子。屋里的气氛显然不适宜我久留,原本有许多话想同老师说说,可不知为何,我竟然一句话也不想说了。

  老师几次要我坐下,我都毫无反应地站立于他家的客厅中间。这又是一个不适宜我坐下来的地方,我想。但我的老师显然不这么认为。

  作为一个领导,一个小领导,作威作福可能是他的习惯。即便是他的父亲也难以幸免。“官大一级压死人”,但他可以压我,却不能够、也不应该压他的父亲啊!

  老师似乎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即便他对学生不讲礼,可他怎么着也该对他父亲讲礼吧?

  实际上,我并非陈寅恪,我那个小领导也不是,我的老师当然也不是。既然都不是,何必拿陈寅恪的故事来说事?用陈寅恪那一套来规范来要求他们,好像没道理啊!尽管他们是小领导,是老师,可他们毕竟不是陈寅恪。人与人之间的悬差,真的不在于钱,不在于地位,而在于学识与修养。

  说起来有趣极了:我上小学的时候,我这位老师就骄傲自豪地对我们说,中国是个礼仪之邦!我也像老师一样骄傲自豪了许多年。但当我投身社会,来到这所没有围墙的社会大学之后,我猛然发现,这个礼仪之邦的人,好像并不“礼仪”啊!许多人的身上连“礼仪”的影子也见不着。一些人的粗俗、无理简直像极了原始人。

  于是,我就回到书里,回到古代人那里,寻找点什么。我翻遍《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还有《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发现礼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几乎处于核心地位,备受先哲们的垂青与厚爱。在我们的先哲们看来,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人人成为君子,甚至成为圣贤。

  但后来的情形大约要让先哲、圣贤们失望了。他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不是距离他们愈来愈近,而是愈来愈远,甚至愈来愈偏离了。怎么回事呢?先哲、圣贤们一定会如此追问。可有谁能回答他们这问题呢?

  按说,社会愈发展,愈进步,人类的追求也应愈高尚,愈远大。可惜,就我们今天的追求来看,除了低俗,我实在看不出谁是高尚的。至于祖宗留下的宝物,早不见了踪影。先哲、圣贤的思想几乎要丢光殆尽。也许有人会说,不是还有个彭林吗?这个人不是还在喋喋不休地、苦口婆心地给我们讲礼吗?是的,一点都不错,我们还有这么个人。可正是有这么个人,才让我悲从中来。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度,莫说只有一个,就是有十个、有一百个,又能如何?改变得了世风吗?能让中国人从金钱的泥沼里头爬将出来、洗耳恭听吗?继而重新做人吗?我不敢作如是想,我相信我们的彭林教授也不敢作如是想。

  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愈深,我对中国人的失望就愈大。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显然不是一个彭林能解决的。换言之,专靠说礼,是解决不了中国人的问题的。

  中国人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教育这个问题。但教育的问题,却未必就是教育界的问题。教育界固然要担责,但社会和家庭也同样难逃其咎。礼,只是诸多问题折射于中国人的一个局部。在彭林教授看来,中国人现在不讲终极目标了。中国人讲什么呢?“中国人觉得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就是幸福。”彭林说。

  是啊,就人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吃比穿比住的事更要紧的呢?还有什么能比吃比穿比住更让人感到幸福的呢?拥有了这种幸福的中国人,哪还有心思去管顾其它的东西,比如礼这个东西?礼能吃能穿还是能住?礼能让他们感受到幸福吗?讲陈寅恪的故事给他们听,他们听得懂吗?他们理解吗?他们做得到吗?他们会不会说陈寅恪是个书呆子?就像我的那个领导骂我一样?

  一个把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视为幸福的民族,我并不认为他们真的幸福。如果今天的中国人是幸福的,那问问你身边的中国人,他们幸福吗?他们为何没有幸福感?是因为吃不饱穿不暖住不好?显然不是。吃的穿的住的都解决了,都满足了,可他们却感觉不到幸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彭林教授把他的说礼视为尽匹夫之责,难道彭教授认为,中国人现在的不满足,是因为他们缺少礼仪?有了礼仪,他们便幸福了?

  彭教授是不是这样想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彭教授之所以这样做,一定是他意识到在我们国家,国民在精神上出了问题,而这个问题,彭教授认为是礼的问题。

  说是礼的问题,绝没有错。不过,在我们的古人看来,这个问题正好相反。古人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耻辱。”这话什么意思?很简单,百姓的粮食充足,丰衣足食了,才能顾及到礼仪,重视荣誉和耻辱。

  说这话的古人叫管仲,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成为第一霸主的响当当人物。

  在管仲看来,百姓只有在丰衣足食了之后,才能顾及到礼仪,才能重视荣誉和耻辱。可我们的彭教授却是在中国人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的时候出来讲礼的。难道是管仲的想法有错?难道现今的中国人和古时的中国人不是一个人种?难道那时的人丰衣足食后就懂得礼仪了,就开始重视荣誉和耻辱了,而如今的人在丰衣足食后依然不懂得礼仪、不重视荣誉和耻辱,需要彭教授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壮士情怀来救他们于“无礼”之中?

  我一直信奉“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这句民间真理。但这个世界远非我想象的那般美好、那般公正、合理。许多情况下,有理反倒寸步难行,无理反倒横行天下。

  法官告诉我,合情的未必合理,合理的未必合法。也就是说,合符情理的事并不能拿到法律面前摆说。法就是法,法既不讲情,也不讲理,法只讲法。

  法若只讲法,那真是一件好事,至少是小老百姓之福。但法真的只讲法,而不讲人情?若不讲人情,就不应该有冤假错案才对吧?有之,则不证自明是有人情的,而且不是一般的人情,是大大的人情!

  我现在开始信奉彭教授的“礼”了。但我依然不相信“有礼走遍天下,无礼寸步难行”这个由我篡改而来的民间真理。

  不相信,并非我固执,也非我偏见,而是源于我对于礼的明晓。

  礼仪可能没有书上说的那么复杂,但礼仪绝对与律己、敬人有关。而且是一种行为规范,其表现就是对他人的尊重和理解的过程与方式。

  礼仪的“礼”,指的就是尊重。即在人际交往中既要尊重自己,也要尊重别人。古人讲“礼仪者敬人者也”,实际上是待人接物的一种基本要求。而“仪”字,即仪式也,即尊重自己、尊重别人的表现形式。对一个人来说,礼仪是一个人的思想道德水平、文化修养、交际能力的外在表现,对一个社会来说,礼仪是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序、道德风尚和生活习惯的反映。

  如果对一个人来说,礼仪是一个人的思想道德水平、文化修养、交际能力的外在表现,那么,今天的中国人在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之后,为何思想道德水平,文化修养,交际能力还那么差劲?如果对一个社会来说,礼仪是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序、道德风尚和生活习惯的反映,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国家社会文明程序是怎样的一种文明,又是怎样的一种程序?至于道德风尚怎么样,恐怕小孩子也要摇头摆手。我知道,我这样说话,又要惹编辑大人不高兴了。好在有个彭教授跑出来尽匹夫之责,算是给我作挡箭牌了。至于我说在中国,尤其当下中国活命容易,活人难,不过是想表达我对当下做人的担忧——吃饭的确不是个问题,但做人却是个很严重的问题,甚至是痛苦的问题,除非你不想做人。

  做人最大的痛苦,就是你讲理,他不讲理;你讲礼仪,他不讲礼仪。

  如果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是个理想社会,那么,有礼走遍天下,无礼寸步难行,便是共产主义了。

  我说了,我非陈寅恪,我也成不了陈寅恪。既不是,就不必去苛求我那个小领导,和我那个沉默寡言的中年老师。我总结过我自己,我发现我之所以生活得不如他们愉快,就在于我自己总给自己一些约束,总想到诸如礼仪啊,道德啊,修养啊,人品啊,甚至某些宗教的因果报应啊,这一类的东西总会在我想做某件事情时跳将出来,要么阻止我莫干,要么干扰我、影响我的行动。

  当然,我最大的痛苦,是我想尊重别人,却发现那个人根本不值得我尊重。我最大的痛苦,是我很想尊重每一个人,但每一个人却未必会尊重我。甚至他连尊重这两个字究竟是何意义,都不懂得。

  我一直担心,在这样的洪流里,我会被同化,我会被污染,我会变粗俗,我会张口就骂人。所以,我一直小心翼翼地在这个时代里既活命又活人。不错,有时候我会有轻视生命之想,其实,并非死亡有多好,而是当活着比死亡更不好受的时候,死亡就变得美好了。生命是需要尊重的,它比自由更重要。

  当彭教授站出来要尽他的匹夫之责时,我看到了希望。我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上班途中与每一个人握手、拥抱。所有的人都像那天的太阳,那是个春天的时节,遍地的花儿都开了,我幸福得心都快融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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